这个弹吉他的师宗小伙,不甘心只是“画大圈”!

准确来说，不是看电影，是听电影。李文华天生全盲，但他仍喜欢用“看”这个词。“这和你在家放部电影听不同，一没有对白就只能干着急，在那里‘看’电影有人给你讲，很有画面感。”

微信群里，有人报告自己出门了，有人在问大家到哪了，都是下午要去看电影的盲友。这让李文华有些着急，他不想错过开场。每周六下午两点的心目影院放映，是他和盲友们每周最期待的事情。

在盲友圈里，44岁的李文华小有名气。他会打架子鼓，在一段志愿者们拍的视频里，他穿着皮夹克，戴着墨镜，帅气地打着鼓。“年初在一个琴行录的。”李文华微笑着说。那是他最满意的一段视频。

李文华另一个出名的原因，是他在网上做主播。他的卧室就是他的直播间，局促的房间收拾得很清爽，临窗的书桌上有一台台式电脑、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个小音响、一个话筒。他熟练地打开电脑，读屏软件报着文件名，鼠标快速在网页、文件包间移动，移动太快到记者都无法听清读屏软件的报名。

李文华给记者展示了他的直播间，平日里他不定期直播电脑课，粉丝大多是盲友。

“教大家如何用电脑、如何用智能手机。”开课前他会在各个盲友群里发提醒，有多少人听，他不知道，也不太在意，只知道通过直播认识了不少省外网友，后来还变成了朋友。“他们来昆明，就会来看看我，我都见过好几个网友了。”

在直播平台上，喜欢音乐的李文华有时也会唱上几曲，“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。”

李文华家住在大商汇附近，他喜欢出门，每月都要去圆西路的电脑城。“不算远，我以前还经常到马街那边看朋友呢。”他不想因为看不见就把自己困在家里，“你不走出家门，谁会认识你，你怎么融入大家？”

家人和朋友并非全都理解李文华的爱出门。“他们说既然你不方便，就没必要一个人出门。有人接送你就去，没人的话就没必要去了。”

说起这点，李文华有些愤愤，在他看来，出门访友、去电脑城或是直播、听音乐、玩架子鼓，都是他的喜好，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。“眼睛看不见，更应该学着丰富自己的生活。”

心目影院，是他在互联网外找到的又一个丰富自己生活的地方。

下午2时08分，李文华赶到位于金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心目影院。电影已经开始了，《我不是药神》。

从外面看，这家影院有点像旧式录像厅。推门进去，最多容纳90人的大厅坐满了人——正对投影大屏的区域，坐的都是视障观众，旁边一圈或坐或站的是志愿者。

周权为盲人们讲解电影 高伟 摄

走道上站着个人，拿着话筒一边盯着屏幕解说，眼睛一边扫过观众们的脸，想从他们的表情上判断他们是否入戏。这个人是周权，大家口中的“周总”“老周”，这家心目影院的投资人、负责人，也是电影的主讲人。

“深夜，他回到了他的神油店。来到店门口一看，门被锁上了，贴了条，上面写着‘交租开门’，底下一把大锁锁着。他把玻璃给敲碎了，翻进了他的神油店里，拿着一个手电筒四处找寻着……”这是一段没有一句对白的长镜头，周权的解说，配着背景音乐，让人闭着眼睛也似乎看到被生活打击得一脸狼狈的男主。

这是心目影院第32场放映。从一开始对视障群体一无所知，到能懂得怎么讲解能让视障朋友更入戏，周权花了近一年。

周权是在昆明生活了8年的北京人，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老板。去年他和朋友投资了一部公益电影《天梦》，电影亏了本，他却因此认识了“心目影院”。

“心目影院是北京一家专为盲人讲电影的影院。”周权说，去年9月去找心目影院时，他是想推广《天梦》，和盲人看了一场电影后，他决定把心目影院带回昆明，给昆明的盲人讲电影。

“那天我和北京的视障朋友一起看电影，看完后一起去公园走走。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和热情是最打动我的，我们对生活的需求，视障朋友同样也有。”

说干就干，周权回到昆明后四处找场地，去年12月底敲定金鼎文创园区，这里是云南第一个“心目影院”——300平方米的空间，外加一个小院子，“那里可供视障朋友们活动、交流。”租房、装修的40万元，都是周权自掏腰包。

不认识视障朋友，周权就请盲协帮忙广散消息；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他就去找高校学生会请大学生志愿者帮忙，“需要人手去公交车站牵引视障朋友，给他们领路、带坐、端水。”

盲人们认真“看”电影 高伟 摄

2018年2月4日，昆明心目影院第一次放映，播的是《阿甘正传》。“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，意义深刻。”周权说，另一方面，阿甘正传自带有大量旁白，对于讲电影的人来说要容易一些。

来这里有3种人，盲人、盲人家属和志愿者，全部免费观影。

“我们爱看电影，盲人也是希望能享受这种愉悦的。”周权说，为盲人讲电影，主要是通过语言描述电影中画面信息部分，弥补视觉障碍带来的信息缺失，让他们在“听电影”中加深对生活、声音与视觉关系的认识，这不仅是欣赏电影艺术，更重要的是理解环境和生活的状态。从而得到身心的愉悦，提高认知和行为能力，提高生活质量，让视障群体享受社会生活。

周权决心为盲人讲电影时，专门在北京请心目影院的创始人王伟力对自己进行了培训。

“讲电影是有技巧的。”周权说，首先要看懂电影，讲一部电影前他最少要看3遍，哪里需要插入旁白，哪里需要做语气加强，他会根据时间线做笔记。

其次需要讲者的语言描述能力，“你要三言两语就能给人描述出一幅场景，不能拖沓太长。”

第三是语气代入感，有强有弱，融入情景氛围，而不是一个语调念到底。

通过线上线下的扩散，如今已有2200多人次视障人士到心目影院观影，每场放映都有四五十名观众，年龄从20多岁到70多岁，最远的从官渡古镇赶来，仅在路上就要花两个小时。

71岁的刘姥姥是周权的忠实粉丝，这场电影她照常来了。上周因为生病没能来，她有些耿耿于怀。

刘姥姥不是大名，是盲友们对她的爱称。她爱穿红棉袄，总是笑嘻嘻的，爱和盲友们说笑。

她两岁时因为患病，失去了全部视力。丈夫也是一位盲人，女儿李志玲则是明眼人，“姑娘很孝顺，现在除了摆摊的时间，其他时候都陪着我。”刘姥姥眯着眼笑着说。

刘姥姥8年前查出肝癌、肝腹水，但疾病和失明没有让她垂头丧气，“眼睛不好，更要让自己过得开心，要不然身体更不好了。”

最初是刘姥姥的干女儿知道了心目影院，便带着她和老伴去。“我开始想要不要收钱或者需要什么证件，结果什么都不要就让我进去了。”刘姥姥很快迷上了“看电影”，“周总的声音太好听了，讲得又细致，哪里有个花、哪里有棵树，他都讲得很仔细，听着就像能看到一样。”

女儿来接“刘姥姥”回家 高伟 摄

刘姥姥时常念叨着年中时周权带他们去北京玩的趣事，那是她最怀念的旅程——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去首都。“如果不是周总，我这辈子估计都没有机会去首都看看了。”

今年年中，周权带着41名盲友到北京玩，加上盲友的亲朋和志愿者，一共52人的团队。“都是常来心目影院的盲友，大家都熟了，他们就说，‘周总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北京玩玩啊。’我一想，我本身就是北京人，大家有这个心愿，我就努力去实现呗。”

找旅行社时周权愣住了，没有一家旅行社有接待盲人的经验，很多旅行社也不愿意接，“因为觉得没有购物项吧。”后来通过自己在北京的亲朋好友，周权总算找到一家地接社承接这个特殊团队。

于是，刘姥姥第一次坐着飞机去了北京。“我们去长城摸砖，去了天安门，北京的志愿者带我们去公园，给我们表演节目。”刘姥姥一说起来就激动，女儿在一旁补充说，在天安门大家都很激动，有一位老兵直抹眼泪，还有几个盲校的老同学又像在学校时那样开心地拍合照，几个60多岁的老人在镜头里笑得像个孩子。

刘姥姥听着女儿的描述，笑眯眯地咂么着嘴，回味着出游的快乐。

去长城玩时有个小插曲刘姥姥没说，但一直让周权耿耿于怀。有位游客看着这群特殊的游客，问:“你们怎么上来的？”“飞上来的，我们一会儿还要飞下去。”周权没好气地答。

“你说她这话问的，当然是走上来的。但是潜台词让人不舒服：你们来长城干嘛？”在周权看来，盲人们虽然看不见，但对生活同样有热情、有需求，他们更想走出门去，融入社会。

放电影时，28岁的殷俊没有去看，他在大厅外的按摩室里跟着有声书练习按摩。“我已经看过了。每次讲电影前，周总都要练习好几次，把我拉去当听众，让我给他提建议。”说话时，殷俊的眼睛清亮地望向记者，完全不像一位盲人。

确切来说，殷俊是视障。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，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雾，有光感，但什么也看不清。

这一切是从4年前开始的，那时殷俊从警校毕业不久，踌躇满志。他在学校参加过散打队，有游泳救生员的资格证，爱弹吉他。

突然之间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家人带着他奔走于北京、广州、昆明的路上，四处求医问药，吃很贵的药，但眼睛依然持续恶化。

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，“没有了未来，绝望。”他曾想放弃生命，“但直面死亡也是害怕的，也觉得这样死了真是懦弱。”

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家人的一句无心之语也会让他大受刺激。终于，在一次争吵过后，他揣着200元钱离开了师宗老家。

很多人都说后天失明比先天失明更难熬，更难以接纳自己，但如果熬过来，那就像凤凰浴火重生。

殷俊的重生是在盲校。去按摩店找工作失败的他，听了别人的建议到昆明市盲哑学校求助，学校允许他先入学，再逐步交学费。在那里，他学习盲文，学习按摩，听着盲人照样上大学、身残志坚参加残奥会的故事。

“在学校我读过一本书，海伦·凯勒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”殷俊回忆说，“它让我明白，你自己不坚强，谁能替你勇敢？只要认真努力，即使以后我全部失明，也能自立于社会，残而不废。”

从学校毕业后，殷俊在一家推拿中心工作，后来由于中心改建他失业了。周权把他带到心目，让他继续做推拿。

殷俊在弹吉他 高伟 摄

平日里，殷俊和小伙伴到路边给人做免费推拿，招揽生意。没有顾客时，他也会拿起很久没弹的吉他弹上几曲。

冬天的阳光透过窗户，轻抚在他的吉他上，殷俊唱起五月天的《拥抱》：

脱下长日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。

南瓜马车的午夜，换上童话的玻璃鞋。

让我享受这感觉，我是孤傲的蔷薇。

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界的不了解……

一曲唱完，殷俊笑得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好久没唱了。”

他重新拾起了过去的吉他，重新联系了过去的朋友，他接纳了自己，因为就算眼睛看不见了，生活也得继续。但他仍有些不甘心，“不甘心只是画大圈。”他们称呼推拿为“画大圈”。

他还有其他的梦想：想写歌，想写小说。他想做出点事情，来激励更多的盲友，让他们感受到希望，拥有前行的动力，就像走在他前面的那些自尊自立的盲友一样。

“当然，现在最现实的还是要做好推拿，只有技艺精湛，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殷俊说，他已经能靠这门手艺养活自己，今后要靠它来实现更多梦想。

时钟走到下午5点，电影接近尾声。周权讲到男主角被警察带走，送往监狱的路上，众多白血病患者都来送行一幕，观众席上有人抽泣，有人用纸擦了擦眼睛。

散场时，盲友、志愿者聚集在电影院门前。当天来了4个志愿者团队，分别来自云南警官学院、云南民族大学、云南艺术学院和遛娃团。

云南民族大学大二的沈思钰第三次参加心目影院的活动，“以前和视障群体接触不多，对他们不是很了解。来到心目影院后，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很有活力、很开朗的人，而不是全都宅在家里。”

现在，沈思钰出门会特意留心盲道是否被占用，路上遇到的盲友是否需要帮助。

盲友们很喜欢和志愿者交流，分享最近有意思的事。当天的热点话题是盲友们即将出发的泰国行——这是北京行后，周权准备的第二次出行。

“大家呼声太强烈了，想去海岛摸摸沙滩、踩踩海浪。我们找了很多家旅行社，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团，全程无购物。”周权说，“就是想让家人们有更多机会走出去，感受这个世界。”

和记者聊天时，周权更多选择用“视障朋友”来称呼这个群体，而当他面对刘姥姥、李文华、殷俊他们时，他称呼“家人”。

“我就想把心目影院打造成他们的家一样，一个交流的平台，在这里他们可以互相倾诉、互相帮助，互相激发出更多美好的、快乐的东西。”

周权正忙着把心目影院项目申报为一所视障群体服务机构，除了讲电影，还有爱情角、朗诵班、电脑班、乐队……

“视障朋友出门办事不方便，但家人又不在身边怎么办，可以申请陪伴服务，这在北京心目影院已经实现了。”周权说，他想在机构成立后，通过向残联申请，以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完善这些服务。

“最初我做这些事，是想让我的儿子写作文时，不是写‘我的爸爸是老板’，而是‘我的爸爸是讲电影的人’，不虚空，有真情实感的正能量。”周权说，在别人眼中，他是付出者——花钱花精力来做心目影院，但在他看来，自己才是那个获得者，“看着刘姥姥、殷俊他们都那么努力地活着，那么乐观地生活，自己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？”（记者 杨茜）